但这些法定次数并未落实，甚至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省、直辖市人大会议每年可以举行一次。
[美]凯斯·R.桑斯坦：《罗斯福宪法：第二权利法案的历史与未来》，毕竞悦、高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以下。中国的立宪道路深受国家建构意识的影响，重视群的社会观念。
要处理好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既需要强调政治整合的作用，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自治和个体自由，同时还要防止过度的个体自由引发社会失序。彭真曾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同公民的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平台经济凭借其强大的资本、规模等力量，容易对力量相对弱小的个体用户形成压制，甚至是限制、剥夺其本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在卢曼看来，从法律等级思维向国家与社会二分转变的历史情境催生出了基本权利。政治系统这种既超然又恪守边界的特点，决定了国家、社会、个体三者之间既分化又相互制约的立体化关系。
社会主义宪法范式下的国家、社会、个体则具有同质性，国家权力有必要参与到对社会的改造中。共同富裕中包含了涵括的观念，以及对经济系统运转紊乱和过度扩张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政治干预的意图。即通过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体[105]的导向性规定，来创新耕地保护理念。
其往往强调应实施沃土工程、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54] 例如，《关于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请示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严格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紧急通知》《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67] 王茁、卓成刚、黄凯丽：《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中国耕地保护路径与特征——基于1986-2017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湖北农业科学》2018年第13期。即动态意义的行动性政策表达，努力科学种田或城市附近的菜地更不应占用[45]。
例如，梳理相关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和支撑[24]、探究过速农地非农化表面现象深层次成因[25]的制度演进研究。[100] 例如，《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
3. 处于数量保护逐步转进为质量保护之框架性调整阶段的耕地保护规范体系 这一阶段所涉耕地保护条款表征的规范体系处于耕地数量保护逐步转进为耕地质量保护的框架性调整阶段。即通过不同区域耕地属性的类型化规定，来明晰高标准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101]的划分范围。[24] 王文旭、曹银贵、苏锐清、邱敏、周伟：《基于政策量化的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进过程》，《中国土地科学》2020年第7期。2015年全国优等地、高等地面积合计仅59729.61万亩，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则合计142916.53万亩，约为前者的2.39倍[6]。
例如，1982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通过凡能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例如，《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2条对基本农田以及保护区的区域性、标准化与具象目的定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耕地保护客体的量化定位。[9] 部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开辟建设用地新空间》，《中国国土资源报》2007年4月13日，第1版。文章来源：《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1年第2期 进入专题： 耕地保护条款 。
[91] 陈美球、洪土林、刘桃菊、王艳华：《落实耕地占补产能平衡的思考》，《中州学刊》2018年第1期。其作为一种操作手段型规范设定，凸显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改进管护措施、强化监管责任[121]等实施性措施，来落实耕地全方位保护。
1. 旨在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措施手段设定 所涉耕地保护条款尝试通过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方式、规范永久基本农田生产作业、推进轮作休耕等行为规范的设定，来坚守耕地红线不突破、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耕地质量有提升的基本原则。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则就基本农田及其保护区予以了明确的概念定性，并体系性厘清了划定、保护、监督管理之全过程各环节的具体行为事项。
进而逐步强化所涉规范设定旨在弥合区域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禀赋的非均衡性[113]的差异化干预效应，从而为凸显空间效率均衡比较优势、落实基本农田的快速补划以及耕地质量的动态监管提供科学、有序保障。凡是就地改造的，应充分利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镇空闲地的特别禁止与义务结合式规定，就村镇建房统一规划、节约用地原则的实施方式予以了列明。[87] 赵其国、杨劲松、周华：《保障我国耕地红线及粮食安全十字战略方针》，《土壤》2011年第5期。2. 旨在严守耕地占补平衡的措施手段设定 所涉耕地保护条款尝试通过严控数量、提升质量、生态管护与实施举措等行为规范的设定，来统合推进耕地协调保护。该类措施手段旨在改变农村建设投入缺乏导致村内环境恶化[103]以及大量开发耕地影响土地生态，甚至违背生态文明战略[104]的现状，通过维持高质量健康耕地数量与改善耕地撂荒状况等行为规范设定，来充实耕地生态管护要义，从而加强耕地保护相关的生态文明建设。[128] 刘洪彬、李顺婷、吴梦瑶、孙福军、王秋兵、董秀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视角下我国东北黑土地保护现状及其实现路径选择研究》，《土壤通报》2021年第3期。
例如，土地管理新方式规范设定[68]，皆不同程度地围绕效益化耕地保护理念下土地管理方式的针对性调整予以了方针、原则、事项举措等形式的规定，逐步丰富了耕地保护规范框架体系的结构要素。[41] 例如，《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国务院关于制止买卖、租赁土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1982年《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止滥占耕地建房现象。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通过对于随意圈占大量耕地和违法出让、转让土地等违法行为进行清查整顿的限制性或禁止性行为设定，就促进各类开发区健康发展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原则的实施方式予以了列明。
[118] 黄海潮、温良友、孔祥斌、陈文广、孙晓兵：《中国耕地空间格局演化对耕地适宜性的影响及政策启示》，《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2期。2014年《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从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兼顾角度，对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原则性阐明。
又如，1997年《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规定》设定的一年冻结期之特别禁止。即禁止违法利用土地，不允许乱占滥用耕地或制止买卖租赁土地行为[41]。其往往强调基于耕地数量的严格管控来推动耕地质量的逐步提升，以实现对土地用途的有效管制。此外，还有必要对相应耕地保护激励机制展开匹配性调适，以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激励与分权体制下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114]之间的相容性，进而逐步弥合地方政府激励不足、监督成本过高、代理人其他工作对耕地保护工作有负面影响[115]等现实问题。
该类举措往往强调以耕地质量为保护客体、以保证质量有所提高为保护原则，通过增加面积、建立数据库、由高到低的顺序等土地地力、质量分级评定与管控方式，来推动提升耕地质量管控综合能力。[79] 即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其作为一种深化完善性规范设定，凸显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为保护主体，在巩固、坚持既有耕地质量保护机制的基础上，来拓展耕地质量的内涵要义并系统性调适相应的实施举措。[102] 汪晓帆、郝亮、秦海波、苏利阳、刘卓男：《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耕地生态管护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18年第12期。
则有必要通过价值认知和价值评判[32]的交错运用，来尝试展开相应的历程回顾、轨迹分析、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33]，以具体解构所涉耕地保护条款的规模化、效益化与优质化价值目标，从而为我国耕地保护规范设定的体系性完善提供必要的理念方向层面指引。虽然生态保护理念在相关规范体系中被逐步确立，但更多地仍局限于其辅助、衍生乃至远期效应。
1988年《土地复垦规定》和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6条则就土地复垦活动予以了专门规定。以满足粮食供应相关规范为例，大致设定了两种差异化举措。该阶段的相关规范设定主要依托前期阶段初步形成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核心的耕地保护规范体系来调整完善，所涉框架体系的周延性与整全性渐趋充实。最后，就生态发展主导下的优质化耕地保护时期而言。
3. 处于数量保护规范框架性完善阶段的耕地保护规范体系 这一阶段所涉耕地保护条款表征的规范体系处于耕地数量保护规范体系的框架性完善阶段。3. 处于质量保护规范框架性确立阶段的耕地保护规范体系 这一阶段所涉耕地保护条款表征的规范体系处于耕地质量保护规范体系的框架性确立阶段。
[38] 刘彦随、周扬：《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挑战与对策》，《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15年第2期。[127] 吴晓光、张宏飞、孙林、王凯歌、闫旭东、秦富仓、姚云峰：《三位一体保护视角下内蒙古耕地质量空间演变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6期。
凡能利用坡地、薄地的，不得占用平地、好地、园地。在生态系统优质型保护阶段，相应规范体系则强调三位一体全方位生态保护。
